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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用于公路、軌道交通工程的鋁合金伸縮裝置，是由高強度鋁型材加裝錨固螺栓和止水帶構成的高性能耐腐蝕的橋梁伸縮裝置。

河南新野北安樂賽村1964年出土的漢代裸拱”畫像磚，被橋史工作者不當認定是一座無拱上結構、僅有拱券的拱橋。經南陽文物研究所于1986年對該地48座漢墓作了清理，進行考證比較，得出原來對內容和斷代的判斷都有失誤，并于1990年出版了《南陽
漢代畫像磚》一書。他們判斷，自南陽出土的數塊有力士牽挽的“拱”橋畫像磚均是拱橋、木拱橋或石拱橋。
4．4．3木拱橋的形成《北川縣志》記有，“該地土人，用樹木連皮，架一拱橋，以通行人，俗稱弓弓橋。”唐澄曾在四川天全、滎經至磽磧的路側溪上，實地看到了兩座弓弓橋，并進行了力學分析。在《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中，對橋的構件與構造作了記載，“壘石對壓二木，委其末而交縛于上，上平縛二木扣底，以篾或纜穩相連絡。渡者上木引手，下木承趾。安徽木權榪橋是以木權榪（或木梯架）為支柱，用圓木橫拼串接為木梁成橋。架橋時，在兩端岸上各固定鐵鏈或粗鐵絲，分別拴住橋的一半。漲水時，橋身隨水流自行拆開向兩岸漂移；水退后，很快恢復原位。該橋型為安徴最古者的橋型，盛行于山區，現存太平縣結坑橋是其代表。該橋共13孔，全長65米，高約2米，寬70－80厘米，已使用了幾百，雖重建過多次，但基本橋型未變。
4．4．4洛陽東漢建春門石拱橋考
經唐衰澄對漢晉兩朝洛陽城橋群，包括長期以來作為首座石拱橋記錄的、始建于晉太康三年（282）的旅人橋，進行查考，得出建于東漢陽嘉四年（1835）的洛陽建春門石橋，是目前石拱橋的最早記錄。建春門石橋的橋頭各有兩石柱，與其他的橋頭雙闕不同。橋東西走向，水北向南流。柱銘稱：“盡要妙之巧，撰立重石、累高周距”，說明是用大石塊砌筑的拱橋（重石累高，周，曲也；距，兩物相隔，應指橋跨）。如此高大，是因橋下要通漕運，“受大舫過”的緣故。城門口陽渠上的橋又需要過車馬，該橋似是帶拱坡橋面的實腹圓弧拱橋。晉、隋、唐三朝是中國歷史上極為昌盛輝煌的時代，特別是在唐代，經貞觀之治到開元之治，將中國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推向了一個空前發達的高度。隋唐開放，對內以懷柔為主，唐帝國成為世界文化交匯之地，交通與城市獲得了巨大的發展。這一時期，橋梁建設在數量及質量上發展迅速，在技術上取得了不少開創性的成果。橋梁技術的進步是一個逐步積累與成熟的過程，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并非與朝代的興衰直接相關。如隋朝前后僅30年，可長安大型聯拱式灞橋（建于開皇三年（583））、河南臨穎小商橋（建于開皇四年（584））及聞名于世的河北趙州橋（始建于開皇十五年（595））等優秀石拱橋均出現在隋朝。石拱橋自東漢出現到趙州橋的建成經600余年的積累，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由隋朝寵臣宇文愷、何稠等技術能手與李春這位巧匠共同促成。中國古代研究工作者認為，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可分五個階段，基本特征是戰爭繁，分裂與統一交替。其時，戰爭促
進著橋梁事業的發展。諸葛亮自漢中六出祁山，均走棧道；為振興鞏固劉備家業，大力整修棧道。東晉時，北方16國前后紛爭，于建是建造浮橋較多。隋煬帝東征朝鮮，西討西羌，隨路造橋。這一時期，不僅石拱橋達到頂峰，而且在梁橋、索橋與浮橋的結構、墩臺、基礎等建造技術方面也有所突破或創新，還出現了不是以實用為主要目的的理念性橋梁。橋梁建設已由奠基階段進入鼎盛期。為突出重點、節約篇幅，僅以晉、隋、唐三個朝代為面，以重大橋梁為點的方式加以聞述。
5．1晉朝
晉結束三國鼎立，西晉昌盛，東晉相對穩定，石拱橋在全國多處出現。帝都洛陽有建于太康元年（280）的馬市石橋；建于泰始十年（282）的七里潤旅人橋及建于元康三年（293）的皋門橋。魏與后趙都城鄴城的建春門石橋，趙建武中（335－348）造唐張彧《趙州石橋銘》記：“敞作洞門，呀為石竇”，用石竇橋來比趙州橋。石竇橋建在河北滿城，始建于西晉至東漢。在浙江紹興東晉時建的石橋，有光相寺前的光相橋王羲之題扇處的題扇橋。晉武帝泰始十年由杜預建造富平津黃河浮橋，因當時該橋上游諸浮橋早廢，富平津橋成了黃河上唯一的浮橋。橋成，武帝司馬炎親臨行禮，君臣之間還有一段互頌的對白。東晉偏安江南近百年，成帝成康二年（336），在丹陽（今南京）建朱雀大桁（浮橋）。晉《起居注》稱：“都水使者王遜立之。謝安于標上起重樓，樓上置兩銅雀”，故名朱（紅漆）雀（銅雀）桁（通航）。秦淮河并不寬廣，三國時曾造木橋，而東晉卻造了浮橋。